“21次降價，數百億元金額，為何還是難覓低價藥？要從根本上遏制‘看病貴’，堅決剎住藥品‘降價死’、舊藥換‘馬甲’現象。否則，今天的降價，就是明天新一輪的漲價。”全國人大代表、福建新大陸科技集團董事長王晶如是說。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的醫療服務群眾不滿意問題，引起了與會代表委員對藥品“降價死”現象的熱議。
據發展改革委的數據，自1997年至2006年，國家對藥品的降價次數已有19次，涉及金額近400億元，加上今年的2次降價，降價次數達到21次。但人們市場上很難找到“降價藥”的蹤影。
王晶拿著一疊材料告訴記者：“網上有一則新聞，講的是浙江杭州市天天好大藥房的事。說政府明令降價，或者價錢便宜、療效明顯的藥品，70％早已無人生產。這些降價藥到哪里去了呢？大部分降價藥經過改頭換面，重新流入了市場。這些換了‘馬甲’的所謂新藥，只是改個劑型、換個包裝、變個規格，或者改變一下給藥途徑，價格卻憑空翻了幾倍、十幾倍，甚至幾十倍。”
藥價為何“一降就死”？為何換個“馬甲”就能起死回生？代表委員們認為關鍵原因有三個。
一是流通環節多，流通成本高。全國人大代表、安徽省立醫院院長許戈良說：“據我了解，我國的藥品流通環節有6個至9個，而國外一般是2個至3個。藥品從出廠到患者手中，往往加價200％—500％。賣藥的人比吃藥的人多，患者挨宰，藥廠獲利有限，大部分利益被流通商攫取。”以奈替米星為例，0．1g×2ml的劑型，醫藥公司底價4元，醫院進價19．4元，醫院零售價就達到了24．5元。降價藥利潤空間小，各環節無利可圖，經銷商自然不愿意經營。
二是以藥養醫的制度沉疴。全國人大代表、新鄉醫學院教授和瑞芝說：“目前大醫院藥品收入平均約占醫院總收入的50％至60％，一些基層醫療機構的這一數字已高達80％至85％。在利益驅動下，高價藥和‘大處方’成為醫院和醫生的必然選擇，而那些利潤少的降價藥，自然被打入‘冷宮’，最后從市場上消失。”
三是新藥審批流于形式。王晶代表說，2004年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受理了1．9萬種新藥報批，而同期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受理的新藥報批數量僅148種。最近幾年，市場上出現許多藥品報批公司或機構，他們聘請有關官員和專家為顧問，按月或按項目發放“薪金”。通過這些公司或機構申請一個新藥批文，如同變魔術一樣將至少5年的正常速度縮短到一個星期至幾個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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